王利明：《民法总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页16。
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正在于，在公、私法分立的背景下，自治这一私法核心理念如何塑造民法规范的性质与体系，民法规范又如何回应私法自治的要求。无论公法规范抑或私法规范，它们在逻辑结构上并无分别，皆以构成要件一法律效果的形式表现，但若论及功能，则相去甚远。
2．法律行为规范的独立性：怀疑阶段的凯尔森思想晚年凯尔森对其上述见解有所修正。然则指令当事人应当做什么的积极行为规范何在？看起来，民法一般规范无此心力，而法律行为（契约）反倒似乎有此功能。[14]苏永钦，见前注[2]，页17。[85]苏永钦，见前注[84]，页14。[9]Heinrich Demburg, Pandekten, Bd. I, 6. Aufl.，1900，S. 67。
[85]不仅如此，一般规范中的任意规范得为行为人改变或排除，契约却必须得到当事人信守，在此意义上说，法律行为之规范效力犹在任意规范之上，怎能说不是法律呢？[86]问题当然不会如此简单。我国通说认为，民法规范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双重性质。社团章程虽然可适用于多数人，但唯有成为社团成员，才受制于章程，而人社与退社原则上均取决于成员自由意志，国家法则对所有人一体适用，当事人无自由进退之余地。
立法机关被授予立法之权，通常并不同时意味着，立法机关被指令立法，此时，授权规范无强行效力。第二，行为规范之特质在于，它对于行为人具有规范性的拘束力。[9]前者指令当事人为积极行为，后者则禁止当事人为某种行为。至于何种规范对于行为人既具有拘束力，又不属于命令或禁止规定，而只是诱导规定，则语焉未详。
作出承诺与应遵守其承诺固非所有作出承诺者的属性，迈耶的属性亦不在于向舒尔茨支付1000元钱。但亦见不同用法，如姚瑞光先生：法律之规定，就其效力是否强制适用为标准，可分为强制规定与任意规定（得依当事人之意思不适用之规定）。
[86]苏永钦，见前注[84]，页14。[63]凯尔森，见前注[39]，页283-287。无论是强行规范，抑或许可规范、授权规范，当各自以否定的形式出现时，均属禁止规范，分别对应不应(sollnicht)、不许(darfnicht或istunzulassig)与不能(kannnicht)。毕竟，公法行为当以管制为出发点，私法行为则以自由为旨归。
若以许可表达自由之含义，在法无禁止即许可（自由）的意义下，除禁止规范之外的其他私法规范、尤其是任意规范均属许可规范，但任意规范即足以清楚表达，不必借助许可规范之概念，况且，此时许可规范之含义已有别于公法领域的用法。[33]在行为规范须得到遵循之既有用法下，当事人无论是选择适用任意规范还是将其排除，均为自由意志的结果，非受拘束所致。以管制为目的的公法领域，情形大致如此，但在私法领域，由指令与禁令组成的强制规范并不占据主导地位，更多的毋宁是任意规范。二、凯尔森的个别规范理论私法交往中，行为规范至关重要，舍此，当事人的行为难以得到法律约束。
[13]钟瑞栋教授通过类型化整理，区分出七类强制规范，可参考。[8]道理很简单，所有强制规范，都是对于私人自由不同程度的限制，而限制私人自由，必须出示明确的正当理由，不得率尔为之。
[67]详见William Ebenstein, Rechtsphilosophische Schule der reinen Rechtslehre, 1969，S. 144 ff。一般规范有效时，个别规范尚未获得效力，只有当个别规范被意志活动所创制时，它才是有效的。
[50]于是，在逻辑上，规范体系必定表现为金字塔状的层级构造（Stufenbau）：基础规范位于塔尖，宪法、制定法、习惯法、条例等各种规范分处塔身不同部位，其中，宪法源于基础规范，制定法、习惯法源于宪法，而条例的效力则由制定法给出。原因在于，基于自治理念，民法强制规范主要充当划定私人行为边界的角色，界限内如何具体行为，则取决于行为人自由意志。至于规范是否应当具有一般性，因其涉及私人立法之正当性问题，暂且搁置不问。[64]这一理论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得到最为经典的阐述，并成为迄今为止欧陆民主宪政践行的基础。[64]William Ebenstein, Rechtsphilosophische Schule der reinen Rechtslehre, 1969，S. 156 ff.[65]（法）孟德斯鸠：《论法的精神（上册）》，张雁深译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，页154-156。判断规范性质，应以规范目的为据。
之所以如此，原因主要有二：第一，大小前提具有相同的逻辑特性，皆为具有真假二值性的描述命题。（一）任意规范与强制规范1．民法规范的任意性任意规范（iusdispositivum,nachgiebigesRecht）与强制规范（iuscogens,zwingendesRecht）之别，乃是民法规范最基本的分类，原因在于，不首先区分规范的任意或强制性质，无法明了私人自由的限度以及私法自治的途径。
但在凯尔森看来，从功能上区分二者并无必要。[43]对于凯尔森规范概念的独特用法，博登海默（EdgarBodenheimer）认为，将规范的概念从一般性扩及至个别性，这种扩大化的倾向，与词源学及普通语言使用方法都是完全相反的。
3．授权规范授权规范的功能在于授予特定之人以法律权力（Rechtsmacht），并据以创造或适用法律规范。除此极少数例外情形，适用于私人的强制规范基本不对当事人作出行为命令。
[84]相反，若将法律行为排除于规范之外，如苏永钦教授所指出的，则法官很可能在客观法中找不到可适用的规范时，跳过契约去造法，而做成对当事人完全不公平的决定。史尚宽：《民法总论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．2000年版，页329。其一，所谓制裁，亦常为当事人约定而出现于契约条款当中，此时，法院所援引之制裁规范，同样来自于法律行为而非一般规范。管见以为，以民众行为为规范对象、甚至为民众设定义务之规范未必须受当事人遵守。
于此，民法一般规范与法律行为之个别规范声气相通，搭建起完整的民法规范体系，分别从消极与积极角度支撑着自治这一私法核心理念。然而，欧陆宪政的基本信念之一是，法律创制（立法）与法律适用须作严格分离。
[10]民法强制规范中，强行规范较为罕见，多属禁止规范。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手段，规范意义在于，当事人能够依其意志直接创制个别规范，拘束行为人，实现所追求的法律效果。
再者，英美控权的制度理念与欧陆亦有所不同，凯尔森理论带来的冲击因而得到相当程度的消解。因之，除了基础规范，任何一项规范之生成，均是对于高阶规范的个别化（Individualisierung）与具体化（Konktretisierung）—法律创制（Rechtserzeugung）兼为法律适用（Rechtsanwendung）。
3．强制规范及其功能强制规范若以当事人行为为规制对象，可再分为强行规范（Gebot,gebietendeVorschriften,指令）与禁止规范（Verbot,verbietendeVorschriften，禁令）。如此层层回溯，形成逻辑递归链条。本文认为，由于私法自治理念，民法规范呈现出明显的容让自治之性质，它们或者由当事人选择适用，或者只对行为进行消极控制，几乎不作积极行为之指令。[63]于是，凯尔森进而触动了欧陆民主国家另外一条敏感神经—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理论。
法律规范有一般规范与个别规范之别。[31]非但如此，如前文所述，即便是行为人不必遵守之任意规范，亦因其拘束法官，而具有裁判规范性质。
[58]规范层级构造的核心技术是法律创制与法律适用合二为一，司法裁判与行政行为之获得规范地位，是该一元论技术的直接结果。在孟德斯鸠看来，为了防止权力滥用，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，他分立立法、司法与行政三权并令其相互制衡，意即在此。
以公法的管制思维理解私法，将直接导致私人自由的否弃。[34]更详细的论述，见朱庆育：《意思表示解释理论—精神科学视域中的私法推理理论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页181-188。
